尤其是在刑事诉讼法领域，经过多次法律改革，立法者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使其在越来越多的程序环节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并在庭前会议、一审程序、庭外调查、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中扩大了被告人参与裁判过程的机会。
互惠性最鲜明地表现在差别原则中，但是在这里并没有做出很清晰的区分。但是对罗尔斯而言，差别原则与其说是立法指针，毋宁说是说服的逻辑和修辞。
[60]但是，这并不构成更有利者就应当让利的理由，因为正如诺齐克试图论证的，同样的逻辑也同样可以用于让更不利群体向更有利群体让利。不过，从长远来看，权利优先于善，仍是是一个公正系统内在的长期均衡（long-run equilibrium）。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op.cit., p. 7. 关于正的界说与善的界说的区别以及在法学研究方面的意义，参阅季卫东：《互惠的正义——法理学的视角转换及其实践意义》，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3期1-5页。第二，保证水平——最坏结果在采取最佳选项时结果——是无法满足的，也就是说如果保证水平已经得到满足，也没有必要采取最大最小规则。[23] 一般认为，无知之幕是对公民在不清楚自己所属阶层的状况下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正义原则的思维方式的一种概括，以此作为实验的条件设定。
[51] 参见《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前引）第78页。[40] A Theory of Justice, op.cit., p. 275. [41] 参见《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前引）第319页。后者则来源于自由主义哲学，强调在法律决定过程中要高度重视被裁判者的权利，尤其是获得无罪推定的权利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但这两项权利归根结底还是服务于无辜者不受错误定罪的权利。
从诉讼过程上看，这种司法程序要受到无罪推定和程序正义的规范，被告方与国家刑事追诉机构可以进行理性的诉讼对抗，在充分行使诉讼防御权的前提下，获得那种由中立的司法裁判机构主持的公正审判。与普通诉讼程序相比，认罪认罚程序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存在着一种检察机关与被追诉者的协商要素，也就是检察机关与被追诉者就量刑问题展开对话、协商和达成妥协的程序内容。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无论诉讼程序有多么公正，无论被追诉者的辩护权得到多么充分的保障，他们对于定罪判刑的结局还是会不服判的，甚至作出裁判不公正的评价。而美国学者罗尔斯也认为，刑事审判最多只能实现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也就是裁判结果的公正性是有客观标准的，却没有办法找到肯定能实现这一公正结果的程序。
假如我们将传统理论称为对杭性的程序正义理论的话，那么，对于这种从协商性司法程序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我们可以称为协商性的程序正义理论。在刑事诉讼中，被追诉者假如行使权利法案中的各项基本权利，就可以选择无罪答辩，获得由陪审团审判的机会。
同时，任何公正的裁判结果，都离不开控辩双方通过诉讼参与，来对这种结果施加影响、塑造和控制，并体现控辩双方的诉讼合意。罗尔斯的潜台词是在刑事审判领域，程序正义只意味着被裁判者对诉讼过程的控制，却无助于对公正结果的影响和塑造。在争议焦点整理程序以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我们可以将包括可弃权性、弃权的自愿性、可协商性、可收益性以及最低限度的参与性等程序正义要素，作为评价这些程序是否公正的重要标准。这对于程序正义价值的实现而言，显然是一种有效的制度救济机制。
当然，程序本位主义理论放弃对裁判结果公正的追求，注重程序自身的内在价值，强调程序正义在维护被裁判者人格尊严、诉讼主体地位等方面的意义。假如法院对于履行了和解协议的被告人所作的量刑裁决，超出了被告人的预期，那么，被告人无论是作出反悔还是提出上诉，都无力争取到更为宽大的量刑结果。只不过，在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协商性的程序正义理论更为注重诉讼各方利益的兼顾，强调各方在现实条件下自主地避免最大的利益损失。不仅如此，无论是被害方还是加害方，在选择刑事和解方面都面临着重重压力，都是为了避免制度所造成的不利结局，而不得己进行这种刑事和解，他们进行协商的自愿性和自主性无法得到保障。
在一定程度上，合规不起诉制度具有协商性司法程序的性质，可以适用协商性的程序正义理论。都是围绕着法庭审理的公正性而确立的价值标准。
(一）基本概念 所谓协商性的程序正义，是指对协商性司法程序进行价值评价的基本标准。但这种参与属于一种对抗性参与，也就是控辩双方通过论证对立的主张并对对方主张加以质疑来达到说服裁判者的效果。
而在后一个环节，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协议进行审查，认为该项协议出自双方自愿选择并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即可按照协议内容作出宽大刑事处理，如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法院则可以作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的裁决。再次，对于涉嫌犯罪的企业所采取的合规不起诉程序，也有协商性程序正义的适用空间。被追诉者假如与被害方达成刑事和解协议，也等于放弃无罪辩护的机会，法院通常会通过简易方式作出量刑裁决。因此，这种制度会不会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会不会违背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这是一直引起较大争议的问题。二是被害方与加害方一旦协商成功，会对民事赔偿和刑事处理这两个问题都达成协议。被追诉者可以获得辩护律师或值班律师的帮助。
而最低限度的参与性则表现在庭前会议环节的相互知情、对话和协商，法庭调查环节对争议问题的再次确认，以及有限度的程序反悔。在法律实践中，面对某一具体个案，裁判者抛开法律程序，去寻求事实真相，追求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实现一种外在的理想裁判结果，这可能是不切实际的。
这种对控辩双方自由意志的尊重，显示出无论是裁判者还是国家追诉机关，都将被告人和被害人视为自主的诉讼主体，对其人格尊严给予了充分的尊重。这就使得本来具有一定价值追求的协商性司法程序，可达到最佳的社会效果。
或许，任何裁判结果是否符合正义的要求，这终究要在法律程序轨道内来加以检验。毕竟，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诉讼程序，法院作出事实误判，在适用法律上滥用自由裁量权，这些都是防不胜防的。
相反，协商性的程序正义理论则更为关注被裁判者的主观感受，赋予其对诉讼程序和诉讼结果进行理性选择的权利。而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激励其他被告人选择刑事和解程序。但现行的值班律师制度无法保障被追诉者获得有效的法律帮助，尤其是在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协商过程中，值班律师既无法提供有意义的法律建议，也无法与检察机关进行实质性的交涉，更难以提出有分量的协商筹码，因此大都成为认罪认罚具结书签署的见证人。而权利作为获得某种利益的资格，都是可以放弃的。
其中，认罪认罚程序不仅确保被追诉者参与量刑协商过程，自愿接受认罪认罚具结书所确定的量刑方案，而且使得被追诉者参与法庭审理程序，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发表意见，对于定罪和量刑问题发表意见，还可以享有程序反悔的权利，促使案件进行程序反转，按照普通程序进行重新审理。传统的程序正义理论所要求的诸如法官中立、诉讼参与、平等武装、程序理性等价值要求，在这种协商性司法程序中变得不再重要。
在量刑协商环节，被追诉者认罪认罚，检察机关与其就量刑问题展开对话和协商，作出适度的量刑减让，在双方对量刑方案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被追诉者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机关据此提出量刑建议。其次，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协商性的程序正义价值也有适用的空间。
这些制度局限性使得被追诉者经常孤立地面对侦查人员和检察官的追诉活动，在认罪认罚方面承受极大压力，难以作出真正自由自愿的选择。其中，程序工具主义理论树立了一种外在的公正裁判结果，强调法律程序对实现这一结果的工具价值的保障作用，至于这种裁判结果对于被裁判者有无实际的利益，论者则几乎从不关注。
但可惜的是，传统的程序正义理论忽略了被裁判者对有利的实体结果的重视，误以为只要诉讼过程符合公正的要求，由此产生的裁判结论就有可能得到他们的尊重和信任。再比如在刑事和解程序中，被害方在获得被追诉者认罪悔过和赔礼道歉的前提下，获得后者的高额的经济赔偿，而且可以得到即时履行，其利益和需求得到了满足。协商性司法并不是对程序正义的背叛或者反对，而是程序正义的另一种适用形态。一般而言，这种刑事和解的适用前提是加害方自愿认罪悔罪，其核心内容是加害方向被害方提供高额的民事赔偿。
而要实现这种弃权的自愿性，被追诉者必须有充分的知情权，了解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在传统程序正义理论难以适用的情况下，我们不应动辄否定这种协商性司法程序的正当性，而应对相关理论进行反思，据此提出一种新的程序正义理论。
这种诉讼主体理论及其所蕴含的尊重利害关系人人格尊严的理念，构成了对抗性程序正义价值的理论根基。所谓理性选择，是指在任何可能影响人的利益的法律决定过程中，利害关系人对于任何权利都可以自由地加以行使，也可以自愿地进行放弃，还可以做出理性的处分。
被告人只要坚持认罪认罚，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不出现程序反悔问题，法庭审理基本上就属于一种对量刑建议的简要审查和确认过程。至于这种内在价值究竟是什么，不同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是被裁判者的人格尊严，有的认为是被追诉者的主体性，有的则认为是自由、隐私、平等等自由主义价值。
